耶鲁英语教授诺斯的《文学批评的简要政治史》公开表达了对文学批评走向的困惑。其基本问题是文学研究如何逐渐偏离“学院派美学教育项目”,转而拥抱他所说的“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在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支配下,文学研究已经变成学习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另一种手段,文学学者首先自认为是学者而非批评家。不是为了自己做实用批评,文学研···
据说明年的古装电视连续剧会有一波宋朝题材的爆发,已知的有《大宋少年志》《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宋宫词》《孤城闭》等,时代背景均设定为宋朝。不知这将会带动一波宋朝热呢,还是属于要毁宋朝的节奏?
有关过不过耶诞节,想起一段大半年前的笔记来——昨日见某群有学者诋佛老,滔滔不绝。因思读华阴王山史书,记前贤先儒亦有礼佛老者——邵尧夫见佛则拜。
经典的产生固然有其历史语境,但经典的意义却有着超越具体时代的普遍性,《诗经》的教化功能正是通乎古今的普遍意义所在。回到《诗经》“读法”的问题,古典诗教与《诗经》的解释传统密不可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诗经》作为一部伟大经典的特质所在,避免扁平、浮泛、庸俗的阅读方式,避免使之沦为一种廉价的“诗意”消费,而是沿着前贤···
如果知识不是力量而是力量的反面,会如何呢?我说的是真正的、有补偿作用的知识。比如,要成为正派和体面的人,我们就需要尽可能地远离权力吗?事实上,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高成就源于彻底地抹去自我,这是我们能够触及的生存底线,又会如何?
王阳明不仅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明代文学大家,他的诗文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有独特的魅力。《四库提要》说他的诗文“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亦自足传世也”。即便对王阳明很反感的清代学者李光地也承认“他才高,信笔写来,便有唐人风韵”,“阳明诗,某少时略皆成诵”。
2003年11月1日,加拿大温哥华,UBC大学展览馆。经文化部批准,由中国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事馆和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主办,上海市嘉定博物馆、北京东方润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中国科举文化展》在这里成功举办。期间,共展出中国的科举文物图片250余件
我们并非盲目排斥和反对西方宗教文化,而是深以中西文化之融合为忧。在中国社会教化缺失之境地下,西方宗教之文化之流行,实则无法让西方宗教本土化、宗教化。
在文化领域,我一般不支持公权力过分介入,容易变味。不过宗教层面的事情的例外。讨论这个事情,吃力不讨好,因为涉及学术、政治与信仰等领域,有难度,而且敏感。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诗”在教化国民、移风易俗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时,还可以从“诗”的情感抒发中,了解社会和时代的脉动。所以,“诗”与国家的兴衰、社会的稳定、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
我对“福”字的理解,最早还是几年前从勘定一这本杂志的栏目开始的,这本杂志的第一个栏目,也是最重要的栏目,以前叫“名人与读书”,在厘定完其他的栏目之后,总感到这个栏目还是有点问题,表达的不是很到位,但也没有想到特别合适的。
看到“乡土”这两字,就会让人想起许多许多!“乡”的繁体是“鄉”是个会意字。表现的是两个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用酒食款待别人的情状,是人与人平等的面对面的坐在一起,轻松愉悦的吃饭饮酒。这里没有尊卑之差、长幼之别、男女之分、高下之区,有的只是人与人至真至爱的那种情感,那种乡情。
“战略”是什么呢?“战略”是要有大格局、大思路、大智慧,就是要从根本上从全局考虑,来实现一个远大的目标。“乡村振兴”就是一个战略,而且是的大战略,所以对为什么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应该多思考下。
朱熹读书,总结过六则读书方法,后人谓之“朱子读书六法”,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此读书六法因为其简易适用,故成为了历代许多读书人屡试不爽的读书妙法,流传甚广。
美国著名哲学家苏珊·沃尔夫写道,“我很高兴我本人和我最关心的人都不是道德圣人。”这则声明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随笔的开场白之一,沃尔夫在该文中设想了道德完美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参与沃尔夫的思想实验以及她从中得出的结论,你就会发现,该声明能够把人从道德完美的陷阱中解放出来。
一名网友在网上发帖问道: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有佛教徒(如少林高僧)、道士(如冲虚道长)、摩尼教徒(如明教教主张无忌)、回教信徒(如霍青桐便是一名回部女性),为什么却没有提到一个基督教徒?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而没有中断并不意味着没有经历变化,相反,恰恰是这种应世而变造就并彰显了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韧性。能够顺应社会发展而不断自新,能够依靠理性来寻求自我突破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五蠹》),这种强调法度顺应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思想作为文化自新的···
辩论不过黄道周,崇祯帝怒斥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闻此言,黄道周豁出去了,高声争辩:“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
中国人自古就有吃狗肉的习惯,至迟在先秦时期,狗肉就进入了我们祖先的食谱。《礼记》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狗肉在先民食谱上的地位如同猪肉,是士以上的贵族才有资格享受的美味。
今天大家都说“朱张会讲”,历史上也习惯说“朱张会讲”。但确切地说,应该称为“张朱会讲”,要把张栻放在朱熹的前面,因为朱熹是向张栻请教学习的。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接受了张栻诸如先察识后涵养、心为已发和性为未发的观点,显示出张栻处于执教地位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