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看来熟视无睹、平凡而私人化的“家”,在哲学上可能并非无关紧要,而是蕴藏着人类生存的深刻洞见,为我们洞悉人类经验、知识、价值与现实提供了更为深层的视角。
现代社会推崇充满希望和积极行动主义,将乐观主义视为道德理想,将悲观主义视为缺陷。本文作者基德借用佛教思想和当代哲学,向这种文化习惯发起挑战,他邀请我们探索悲观主义的某些形式,帮助我们既能抵抗绝望又不至于落入虚假的希望之中。
张著《儒家传统与共和时刻》揭示了儒家政学传统在共和时刻并不是以非主流或“游魂”方式入场,而仍然深刻嵌入在近代中国政学结构之中。以共和儒学径路深入辩证把握中国构建的深层逻辑,可启发我们深远的历史文化认同与丰富的制度想象。
盖儒道通人之学,势必要有所落实与表现。或在政治、社会、文化事业,或在学术思想,不能拘于一格。天性近于学术思想与尽精微者,自当循尽精微而致广大一途前进,一旦有成后,可辅以致广大而尽精微之学,以求明道。极其所至,合众人之力,必可为中华与世界学术与文化开出新局。
既知其邪妄异端邪说,自应铲除或沮蔽之。凡放出来公之于众,若非有意彰灼其谬,或是设机伺时杀之,便是白左做法,天真憨傻,以为给不同观点提供展示机会云云。欧洲人当年若诛杀黑格尔、尼采等人,至少会延缓其邪说惑世诬人,上帝也会晚死两个多世纪。现在全世界风行弑神灭灵之后的虚无主义,与超自然的力量断绝,与众断绝,与亲断绝,···
当年轻一代面对历史苦难的文本时,能否唤醒血脉中儒家“仁义”精神的文化记忆?三位文人之所以能在苦难中写出震撼人心的文字,正因他们的精神世界始终流淌着儒家文化的血液,而这恰是当下语文教育中最需要传承的精神内核。
张载,上承孔孟董韩,比肩程朱,下启阳明与明末大儒,共同构成华夏道统,天经地义。我辈中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往向之。圣贤的境界,大部分是做不到的,甚至想想都费劲,所以只能仰望而不能企及。但仰望,才是真正合理的态度,如果拒绝仰望,那只能在尘世的泥沼中挣扎、堕落与毁灭。这个世界,精神病人,尤其是抑郁···
当今时代,邦国甚众,民族更多,然可称之为文明者鲜矣,百年来横行天下者,唯西夷之科学教二宗是也。其携科技、军事、政治、宗教之势,扫荡全球,压倒一切,中国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因清廷政治之故,也难逃其害,遂有今日纲常绝灭,人伦毁坏,禽兽之迹,交于中国之果。
那些曲意维护“横渠四句”者,意固善而智未明。“横渠四句”何须如此维护!前贤思想学问精粹于此,必然有不能理解者,何必枉道以谄下取宠?物性不齐,人分差等,闻道有先后,不则要圣贤君子何用?圣贤君子就是用来给凡俗误解、诋毁、践辱的嘛。所以,孔子早就告诫过读书人:“人不知而不愠”。
如果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一个最珍贵的人生智慧,可能很多人会选择中庸。当下基于西方文化的欧美社会也正在面临着物极必反的命运。中庸最深层的本质是人的最真实的谦卑。当今世界看似繁荣,实则危机四伏,而危机的本质就是人性的骄傲,尤以欧美社会为典型。解决这些危机的最有效方案就是中庸之道。
时光流逝,光阴荏苒。
《公羊传》既强调“君臣之义”,又要兼顾“亲亲”原则,当一个案件同时涉及这两个原则的时候,就出现了混乱。
君子文化形成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对中华民族理想道德人格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儒家和墨家都非常重视君子文化,不仅提出了自家学派的君子观,建构了完美的道德人格和政治品格,还希望人们把君子作为取法的对象和学习的榜样。
“君子”一词,早在反映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尚书》《周易》《诗经》里已经屡见不鲜。到了春秋末期,原来兼有王侯、大夫等“有位者”,以及男子、有德之人等多种意蕴的“君子”概念,经过孔子的反复论述和重新打磨,被赋予更多“有德者”的内涵,成为具有道德标杆意味的可学可做的人格形象。
作为儒家的开宗及代表,孔子的形象不仅受到广泛称述,而且历经了多番更动。先师、圣人、素王、教主……种种形象塑造,实构成一幅观念图景,生动反映着思想的流变与历史的转进。
阳明学的形成、传播与发展,存在着“地域性”与“区域性”两种形态,“水域”(“江域”或“海域”)乃其主要载体。
作为中晚明最为重要的思想和社会运动,阳明学是由包括王阳明及其第一、第二乃至第三代弟子、门人与后学这些“阳明学者”的理论和实践构成的。
我们要以先贤为榜样,坚持不懈地弘扬创新精神,赓续燕伋遗风,主动作为,让中国的明天更加美好、更加强盛。
在历史长河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蕴含着跨越时空的智慧。其中,“君子文化”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承载着对道德修养和理想社会的追求,而“忠恕之道”正是“君子文化”的核心,它不仅指引着个人修身,更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经典名言,堪称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黄金法则”。
殷周之变是最后一次“绝地天通”。周公制礼,定礼制,废人殉,敬鬼神而远之,从上于天子,至下达士人,皆不得“通灵”与“降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