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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鑫恣】“迂腐”与“虚伪”：被丑化的道学

讲道竟成了忌讳。不过这不奇怪，现代中国很多时候很多场合谈道德也是忌讳，要有勇气。

【王蔚】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我自2004年开始给财大的同学们讲论语，己经讲了15年。每年讲4遍，大概己讲了六十遍。几乎每一遍，我都会讲下面这一章。

【许石林】为什么越是好人智商越容易低？

现在，读没读过书的人，嘴里会非常轻易地指责这是封建、那是封建，这是不平等、那是不包容等等，封建、不平等、不包容等等这些新词儿听上去他们全理解、已经融化在其血液和灵魂中，成为自觉和不自觉了，可是，你看他们却安然地住在什么类似御府豪庭、王府皇苑等等这些楼盘里，如果这些楼盘的名字没有什么意义，你为什么要取这种名字？···

【吴钩】宋慧乔离婚了，宋朝女子也可以离婚吗？

如你所知，不少朋友都叫我“宋粉”，我承认，我是宋粉，宋慧乔的粉。但是，昨天听说宋慧乔官宣离婚了，她的前夫是宋仲基，恰好也姓宋。有网友给他们送了一联：二宋分南北，劳燕各西东。我不知道二宋的离婚到底是男方先提出，还是女方先提出。不过没关系了，因为我现在要说的问题是，两宋时期，女性能够提出离婚吗？

【夏海】孟子之心论

心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范畴，其名言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孟子关注心的范畴，建构了比较完善的心论，使心成为传统文化的关键词和基本概念，深远地影响了宋朝理学和明朝心学。孟子以心善言性善，对于修身养性和塑造良好人格，进而治平天下，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钱逊】四书之“天道” ——四书究竟讲了些什么（三）

四书内容丰富，涵盖天道和人道。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为政之道是人们日用常行当行之道，是人道；天人合一、人禽之辨、中和之道是宇宙万物自然运行之道，是天道。此六项构成四书整个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亦宋儒所说“大道之要”，或道统的主要内容。

【钱逊】四书中的“人道” ——四书究竟讲了些什么（二）

孔子之教，兼内外而言。对君子的要求，修己安人安百姓，不仅要求修养好自身，还要求关心他人，关心群体，关心天下大事。

【吴钩】宋朝知府是几品官？

如果你问明清时期的知府是几品官，那好回答。明代的府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府的知府为从三品官，中府的知府为正四品官，下府的知府为从四品官。

【赵涵】《周易》：从卜筮之书到哲理之书

《周易》如何从卜筮之书转变为哲理之书，是先秦易学史的核心问题，它涉及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以及孔子对《周易》的解读。

【刘强】孔子研究院论语学研究中心成立贺信

前人有曰：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某亦有曰：无《论语》，则无民族精神也！故《论语》之书，不唯学者研究之书，实亦学童启蒙之书、国人必读之书！《论语》之学，不唯关注学理之讨论、章句之注疏，亦当于世道人心有劝惩、于化性起伪有赞助。此吾辈同道所寄望于《论语》学研究中心者也！

【衷鑫恣】何谓敌道学

敌道学，“敌”字取敌对、敌视义。所谓敌道学，简单说，恨道学、骂道学者也。千年来，社会上大有对道学存敌视之心、发仇恨之语、行敌对之事者，它们都是敌道学。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文人居中，莫不有之，以丑诋折损道学为能事。本书之目的，即在于证明敌道学自古人多势众。希望藉此告诉世人，在社会学意义上，一直被认为主导近古中国的···

【雷蒙德·戈伊斯】讨论的理想国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和政治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90岁生日成为颂扬这位大师的好场合。

【许石林】有一种文化，让人永远不会患抑郁症

有人就此问题问我，我说，凡是学习、体认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接受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化之人，永远不会患抑郁症。

【吴钩】宋朝人用的钞票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都知道，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北宋时的四川，叫做“交子”；南宋时，宋政府还发行一种流通范围更大的纸币，叫做“会子”；此外，宋代又有几种小范围行用的纸币，如湖北会子、两淮交子、关外银会子，另有几种使用时间很短的纸币，如陕西交子、诸路钱引、小钞。

【林长发】戴震崇实黜虚的治学之道

戴震，字东原，清代著名思想家、考据学家、哲学家。他治学精深广博，对于文字、音韵、天文、地理、历法、算数等无不精通，对于后来中国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称他是“前清学者第一人”。戴震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集大成者，与他崇实黜虚的治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窥得端倪。

【孟宪实】《贞观政要》的人本思想

唐太宗治理国家成绩出色，因为他使用“贞观”为年号，史称“贞观之治”。记载贞观之治的史书有《新唐书》《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等，但就丰富性而言，都不如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

【田飞龙】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与未来发展

稳健的国家理性决定了中央不可能放弃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但“五十年不变”不是僵化不变，而是切合一国两制国家理性的动态变迁，是原则与方法不变，而绝非任何观念与制度细节都不变。香港因误解国家而疏离于国家，这是一国两制设计者最初未充分估计到的，但邓小平寄望的“后代人的智慧”应可最终从容解决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