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好浮词大言,凡听言参论,动辄使用与己无关、自己绝做不到的言语,纯粹相互抬扛,却普遍越来越不爱读书。
假如你生活在宋朝的临安,清晨,你会在响亮的报晓声中醒来。报晓的通常是城市寺院的僧人:“每日交四更,诸山寺观已鸣钟,庵舍行者、头陀打铁板儿或木鱼儿,沿街报晓,各分地方”。听到清脆的铁板儿声响,你便知道天快亮了,可以起床洗漱了。
勤政为民是为官处事的一种重要品质。“勤政”,既表明了为政者的担当和责任,也是人民对为政者的一种要求和期望。
这种对于中华文化的思考,既包含着执着的应然的价值追寻,又包含对于实然层面的文化发展路径的深长思虑,系统、高远而富有现实意义。余先生生前曾多次感慨,过于表面、浮躁而功利化的所谓文化热,既不能深入文化精神深处,也无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整体性反思把握,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则是对于这两方面的有力推进和重大突破。
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和猖獗的虚无主义已经改变了哲学从前的角色。在社会、教育和经济领域中人们对哲学的认识是否发生了变化?哲学的地位是否进一步被边缘化?哲学做为一门学科的处境如何?那些在体制上属于哲学的人如何回应时代的挑战?哲学仍然要在象牙塔中保持其自我封闭的自鸣得意吗?
如果用神话来思考,甚至更进一步去追求神话,重新炮制一个再赋魅或者创造神话的工程就误入歧途了。但是,用启蒙来思考——追求启蒙,并将现实情况偶像化,咄咄逼人地进行去神秘化的过程——也是误入歧途。无论赋魅还是怯魅本身都没有解放的作用。
近日,陕西省旬阳县发布了一则《依法打击忤逆不孝违法行为的通告》。通告中称将对六种情形依法打击整治,其中包括子女居住在新房楼房中,任其老人居住在旧房危房中;隐瞒家庭实际状况,与老人分户另过,对老人生活不管不顾;霸占老人“一折通”,将政府发放的补助金、养老金据为己有;子女众多但在赡养父母老人的义务上互相推诿、纠纷不···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余敦康先生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内圣外王的贯通》。这虽然是一部研究北宋易学的著作,但书名却颇能体现作者本人的志趣。
在这个案子中、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者知其可死而不欲其死,本诸仁心,原之旧案,谅以前情,设法囿宽,判处死缓,既使公众知律之所禁、法之所排,又使世人知其再生之所由,维护人伦大端不坠,才是本事和能耐。
不少作者写文章,提到好色、不守清规戒律的和尚时,往往都会称之为“花和尚”,比如几年前有条新闻,标题就叫做“江苏‘花和尚’约女网友,趁机猥亵拍裸照威胁获刑”。还有一篇网文干脆说:“‘淫僧’是个文言词汇,译成百姓的通俗白话,就是‘花和尚’。”
借山东大学召开“百年儒学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牟宗三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之机会,参观了烟台栖霞牟氏庄园。在庄园的牟宗三纪念馆中,看到了牟宗三先生早年所写的《自立铭》。这篇《自立铭》,似乎并未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中,很多学者表示是第一次看到。虽短小精悍,但读之却令人震拔奋发,不下于其深邃之哲思文章。
过分的理性,其实就是虚伪。所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朱先生提倡法治的本土资源,应该是不难懂得这个的。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密不可分。历史地看,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观念源远流长,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李之藻(1565—1630),字我存,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曾授官平禄寺少卿、知州、太仆寺卿、南京工部员外郎等职。他学问渊博,“精于泰西之学”,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编译《同文算指》《名理探》《经天盖》《简平仪说》《天学初函》等10余部著作。同时,作为传统士大夫,李之藻中学造诣深厚,其代表著作为《頖宫礼乐疏》(以下简称···
中国早期思想家在思考社会之“治”问题时,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出发,希望人们克己反躬,从而明道守礼。
如果以“唐宋变革”为视域,将眼光从外部的佛老或魏晋玄学转至儒学传统的内部,就会发现中晚唐以来经学领域的“信经疑传”等新风气为宋代新儒学实现“思想突破”提供了内在契机;作为训诂之学的传统经学也被注入新的道学思想元素,而不得不面临一场诠释典范的转移。这一典范转移作为新儒学“思想突破”的一种表现,意味着汉唐经学传统被超越,···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礼法社会,有着独特的社会结构,突出强调天下观念而忽视国家观念,重视家庭而淡化团体和个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近代中国进行巨大变革的时期,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冷静理性的思考中国社会之改造。相继撰写了《东西文化及···
人类无法维持民主,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感到吃惊。
最近几日,山东大学因为“一个留学生配三个校内学生,且校内参与学生以女生为主”[1]的“学伴制度”(Buddy Program)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历代正统王朝的皇帝中(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军阀头子不计在内),朱元璋是我最厌恶的帝王之一(另一个是清代的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