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素称礼仪之邦。“礼”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核心。《周礼》《仪礼》和《礼记》号称“三礼”,是我国传统礼文化的主要载体。以《周礼》《仪礼》和《礼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三礼学”在我国古代传统学术中一直居于“显学”的地位。历代从经学的角度诠释和训解“三礼”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成就斐然。
其实,古人为文不像现代人那么轻易,士大夫自珍文墨,凡所宣教者,非至德嘉行不足挂齿也,意在为盛德伟行存亡续绝耳。故碌碌愚庸,蝼蚁苟且之命,本不应观之,遑论起而效仿也!岂不知即如二十四孝之事,亦取绝德奇事宣谕至理而已,岂鄙夫愚妇可易知而乐效之者?昔日韩琦劝和两宫,协调宋英宗与曹太后关系,宋英宗年轻气盛,抱怨说,太···
现代儒学者不能仅限于书斋研究澄清礼乐规范,或用游魂说为自己的无力开脱,而应该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将自身的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探索群众路线,在具体实践中发现和摸索新的政治主体及其持续再形成,提出思想纲领,寻求制度创新,在一次又一次挫折中踏寻新路。
《礼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无论是《十三经》《五经》或《四书》中,都有它的身影。清代学者焦循说:“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可见,《礼记》在中华文化史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礼记》是戴圣编选,故又名《小戴礼记》,成书以后,便流行于世。戴圣用其教授弟子,刘歆议事时,加以征引,影响逐渐扩大。西汉以来,学者对《礼记》的研习就没有中断。《汉书·儒林传》云“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桥仁是戴圣的弟子。桥仁继承其师之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以广其传,这是目前知道的最早研究《礼记》的著作。
中华经典汗牛充栋,仅经学元典就有“四书五经”和“十三经”两个系列,在山东省大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指导中心支持之下,编辑一套以《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周易本义》五部经典文本为核心的“中小学经典教师读本系列”是对重建经典课程这一时代要求的有力回应。
《周易六十四卦象数集解》(全二册,中华书局2022年10月)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我的大学本科专业学的是汉语言文学,硕士、博士读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大学教书近30年,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似乎王阳明热,已经热了好几个年头了,相关的书也出了不少,但是想找出一本通俗而周到地介绍什么是阳明学的书,却很是困难。已有的书,大多属于“传奇王阳明”,注重的是王阳明人生与事功之传奇,似乎想要给予人们成功学的启示,却又过于神化、圣化,以至于一边读一边生出学不来的感叹。
《诗经·卫风·氓》是中国传世第一首弃妇诗,向为诗学家所重。近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诗歌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农民,诗歌的主要内容有对美好过去的回忆、对难堪现实的诅咒和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感叹。以春秋史考之,这些结论恐怕都需重新斟酌。
《春秋演孔图》的描述不免空泛,今能有幸一睹汉时的孔子画像。这类画像,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留存物较多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今所见最早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约在元帝时期(前49—前33年)。
由恻隐之痛阐明的一种由近及远的普遍性,实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巨大的优势,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而看轻了。新冠疫情还未远去,经此一“疫”,人与人之间因病而痛的相互关怀变得如此重大,中国人面对疫情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量与坚定的抗疫决心,离不开传统儒家由恻隐之痛所奠定由近及远这一秩序观念的影响。
鲍鹏山的文化身份定位和学问趋向的变化过程,我可以说是当仁不让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读者可能有所不知,古典文学出身的我之所以心仪儒学,很大程度上离不开鲍鹏山的引领和启发,在长达二十年的交往中,我们切切偲偲,同道同行,其中愉悦诚非言语所能道——也许,这就叫“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本文阐述不一致或我们为何需要特立独行,而非人云亦云。跻身于群体之中赋予你了不起的威力,甚至令你陶醉,难怪我们需要叛逆者。
如果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个人行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每次你吃饭、上楼梯、读书,你都不是正做之事背后的唯一行动者,而是参与到共同创造的过程中---是像戏剧表演一样的表演行为,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对人类物种中的男人来说,本文可作为对上了年纪的男人的警告,包括我本人在内,我已经超过55岁(很不幸,我在不止一个方面都归属该群体)。年纪越来越大的过程中有些方面不是心脏衰弱的男性所专有,尤其是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办公桌前写作和读书的人。
百年之后,我们再来反思现代派三本里程碑式的著作---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艾略特的《荒原》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自由是激励人们行动和革命的东西。战争,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都是为自由而战。人们为了自由甚至愿意甘冒丧失性命的危险,无论是摆脱警察暴力还是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自由。我们可能认为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自由理想是最根本的基础。
经过佛教的探索与实践,“体用”思维在唐宋之际已非常成熟。当宋儒出来复兴儒学、开创新的哲学范式时,他们已能熟稔地把握传统“本末”思维的理论困难和当时“体用”思维的致思取向。尤其是作为理学开拓者、奠基者的“北宋五子”,都自觉不自觉地对“体用”思维作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探索与运用。
宋至明中叶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化与成熟时期。理学伦理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同时吸收了玄学、佛学和道教的思辨特点与修养方法,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全面总结。其中,天理人欲之辨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问题,贯穿于理学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之中。以往的阳明心学研究虽有关注到阳明的理欲之辨,但大都将其纳入程朱印合处谈,未能揭示···
疫情在中国历史看来,不过就是瘟疫,也从不曾欠缺良药名方。但因为此次疫情拖延时日甚长,到了今天,疫情似已引起了社会普遍的不安,作为一名儒者,当以何种态度面对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