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意义不同。中国古代文化中最早记载的幸福观念见于《尚书》洪范篇的“五福”说,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1世纪,反映了商代末期和周代初期的思想。五福是指“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终考命”。这是以长寿、富足、健康平安、爱好美德、老而善终为基本的幸福,反映了中国古代早期的幸福观。
当代中国复归中华文化本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时代的深度和解与整合阶段,迫切需要对中华文明进行“同情的理解”和“理解的创造”,使得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正确理解和认同的自身文明基础之上。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及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精神的精髓在于对人性尤其是人的价值、人的道德的思考,这是礼乐文化的基本属性所在,也是传承的意义之所在。
就性辩荀唱和诗六章
玩也,畏也,乐也,盖不畏则不足以为乐,不玩则不能以得其乐;今一世之人莫非不畏而乐,欲不终归乎荡且肆,难矣!
打开经典不大可能获得第一眼的那种怦然心动,却必定能愈读愈为之倾心,所谓“辗转反侧”“寤寐思服”是也。也并非只是年代久远就好,不然介绍一个千年老妖,岂不更省事。除了这种流传千古的魅力,还有每个时代最顶尖的思想人物为之鼎力推荐,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不学经典。
如果说《封神演义》中的哪吒和敖丙之争体现的是何者所掌握的天命更高这一观念,《哪吒闹海》中的两者之争是对群众利益作为善标准这一价值判准的体现,那么《哪吒之魔童降世》则体现了一种个体性的复杂善恶观念。这其中的古今之变,对我们当下如何过“道德的”生活,具有启发意义。
因为只有在与乡土自然的遭遇、照面、造访、震动中,人作为人才回到自身,物亦作为物而回到自身。正因为人回到了自身,故能至于仁;正因为物回到自身,故人能爱。准确地说,离开了乡土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与爱的,因为离开乡土的人从来都没有遭遇一个真正的生命。
人们通常理解的性善论,是说每个人都有善性,或者说人具有成为好人的潜质。这种从道德范畴理解孟子的“性善论”,不能算错,但孟子的性善论还有更为深层的含义。就《孟子》文本来说,善的最终考量标准要落到为政者是否尽到了“民之父母”的责任之上。
《吕氏乡约》与朱熹《损益吕氏乡约》《乡礼》建构了一套礼仪化的乡民互助互动模式,成为宋代乃至明清乡约乡礼、家训家规的范本。宋代乡约乡礼蕴含着“里仁之美”的儒者精神,将儒家仁义礼乐推向乡里民间,是宋儒践行齐家治国理念的新探索。对宋代乡约乡礼的考察,是研究宋代儒学的一个必要维度。
冠礼是中华礼仪的滥觞。《礼记·冠义》:“冠者,礼之始也。”冠礼,是冠礼和笄礼的合称,是我国古代的成年礼,标志着男女由少年迈入成年。因而冠礼在古代社会家礼文化和人生成长诸阶段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封神演义》更强调“父子相敬”,并由之与古典政治相联通;《哪吒闹海》则突出“师”的地位,注重“师”对青年的引导;而《哪吒之魔童降世》则反映出当代家庭伦理的基本样态,更强调亲子之间的“亲”,追求纯粹的“爱”,“敬”则从家庭关系中隐去。
《論語》應該成為當代國人首部必讀經典。本文結合十多年的實踐經驗,總結提煉出研修《論語》的五種方法,即讀背抄解行。學者可以從任何一法入,但最核心的是行,最能顯現和印證經典力量的還是行。
黄源盛先生著《汉唐法制与儒家传统》的主题,正是“传统源自经典,经典彰显法理”。该书用细腻的笔触、缜密的运思、典雅的文字向读者展示了中华法理不同于以往认知的另一面向,即以法作为客观标准,画一社会行为、追求公平正义。这背后,则是中华法理之治道、法意与规范的有机统一。
回顾经典所载的“古今之变”关键时刻,会非常有助于今天思考古典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回溯文明创始的最初时刻,亦将有助于深化古今关系的思考。所以,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做一点探索。
研究朱熹的生态哲学,经常遇到“朱熹有生态哲学思想吗”这样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于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把握不准;二是对生态哲学不甚了解,先入为主地将生态哲学等同于生态学。中国哲学的根本命题是“天人关系”问题,而“自然”是“天”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内涵。
刘大钧曾称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经文及其传文的出土,是易学研究史上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的确,马王堆帛书《周易》为易学研究带来了新鲜血液。
孔子修订《春秋》成为经典,可以教化天下人,书中不仅仅是叙述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承载着评判和威慑世人的标准。所以通过孔子修订《春秋》,儒家思想成为后世准绳,也发挥了治理天下的作用。
毛泽东坚持要梁提出批评。梁漱溟沉吟了片刻,就直率地说:“希望你在人格上,不要轻于怀疑旁人;在识见上,不要过于相信自己。”毛听过之后点头微笑,相约再会。
虽然存在主义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焦虑、偶然性和死亡的很多智慧,但是我们必须具体思考其有关政治和机构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