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主张去马尊儒,实属救世心切。因为我深深地认识到儒家文化普适天下万世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唯有儒家才能从根本上救民救国,道援天下,最终实现太平大同理想。故知其不可而为之。这里的不可有二意:一指不利于现世之个人,二指不适宜现实之社会。救民不惜蹈危地,弘道何妨屈自身。
大游行及七一风暴标志着占中范式重新归来且有暴力升级,也标志着中美贸易战下“香港牌”再度升温,更折射出香港行政主导制的现实困境及中央在港管治能力的结构性短板。
本文认为,我们的下一步是学会接受自我。
中国当下所见能够相对完整演奏五声和七声音阶的乐器应从贾湖骨笛开始,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挖掘出数批、计数十支新石器时代早期6—8音孔骨笛后的认知。先民们的乐器实践,必有乐律理念生发。
善恶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先秦以来孔子、孟子、荀子、杨雄、韩愈等均从观察、归纳和解释经验现象出发,聚焦人性善恶的讨论。及至宋儒,始从理气、阴阳等超经验范畴讨论善恶。朱熹善恶思想集理学之大成,结合了宇宙本体论和心性论,从自然和心性双重视角阐释善恶,突破社会伦理层面,实现了善恶本体意蕴的哲学建构。
欲向我学儒,欲与我交往或争鸣,欲对我进行批判,欲为儒家取精去糟,都应该对儒家思想有所了解,也欢迎对我的人生态度和政治态度有所了解。兹将有关“态度”的部分微言汇集于下,聊作自我简介,供有志之士参考。
书是装满了各种期待的怪异容器。书出版时会想象读者的存在,如果出版了之后,没有读者阅读,这本书就让有些人遭受金钱上的损失了。
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为政,以力服人者,恶道也;以力假仁者,霸道也;以德服人者,王道也。为人,以力服人者,暴力分子也;以力假仁者,伪君子也;以德服人者,圣贤君子也。
连日来,香港反对派激进分子不断刷新暴力破坏行为的下限,对香港法治与民生利益造成持续性损害。8月11日,香港发生多起暴徒用汽油弹袭警事件,包括湾仔警察总署、深水埗、尖沙咀,其中尖沙咀警署袭击事件导致一名警员受伤,这不仅有着进一步暴力升级的意味,更有着将示威活动变质退化为“港式恐怖主义”的可能性。
乾嘉时期,学术研究极重实证,讲究言必有据,据必可信,学人们因而十分信重目验的治学方法。如段玉裁说:“凡物必得诸目验而折衷古籍,乃为可信。”(《说文解字注》“梬”字注)
香港反修例运动已经明显偏离了“逃犯条例”的最初聚焦点,演变成一场瘫痪香港管治权并极限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政治反对运动。这场运动以“无大台”的青年学生为主,以周期性“游击”方式与不断升级的暴力冲击行为刷新了香港社运激进化的纪录。
“文献”一词,在传世典籍中首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道學之有明學,猶漢學之有古文也。今文專經,古文博物,道學精微,明學宏大。蓋草創多質,繼起多文,先覺多分說,後學多合參,必然之勢也。道學雖繼唐而主文,宋末集成日淺,故弟子不敢放手。
按照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一个民族的法律乃是该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法律传统。故法律可以借鉴,但无法移植,不经过中国化的洗礼,照搬照抄的拿来主义或者迷信西方的原教旨主义,都无助于法治在中国的落地生根。
几处〈杜度传〉多本乎沈阳崇谟阁藏本《满文老档》。崇谟阁藏本是乾隆四十三年之重缮本,重缮时因档册原件年久糟旧,字迹漫漶,缮写人员于杜度事迹不熟,抄录时不时误将杜度本事当作老满文字型极为近似且彼时大家耳熟能详的裕亲王多铎。故不光《清史稿》《清史列传》,包括《满文老档》,凡提及杜度处,张冠李戴,所在多多。
中国文化的演进中,不像希腊文化那样从重血缘的部落氏族社会升级为轻血缘的城邦公民社会,而是在保留血缘之家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升级。从村落血缘一“姓”,到数姓联合之“氏”,再到多姓联合之“国”,终至一姓为王、统合百姓众族的天下王朝。在这样一个既保留血缘基础,又实现文化不断升级的社会中,“家”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单位,由“家”而···
“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这是《礼记·月令》里呈现的初秋光景。
杜甫有诗曰:“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人们往往把农历七月七日之夜说成情人节,其实古时候的女子于是夜在庭院中祭拜织女,乞求智巧,即乞巧。唐人林杰也有《乞巧》诗云:“七夕今宵看碧霄,牵手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近期,江林昌先生发表《古史重建迎来了黄金时代》一文,指出:“近一百年来的考古大发现,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诗经》深深地塑造了我们——塑造了我们的语言,塑造了我们的情感,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今天,我们该怎样表达自己对《诗经》的热爱呢?首先,让我们一起多读《诗经》;其次,让我们衷心向《诗经》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