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礼乐文明所营造的正是一种“有条理的生活方式”,由此衍生的行为规范对民间社会的生活各个方面都加以面面俱到的调整。继承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先秦儒家有目的地对传统具有宗教色彩的礼乐制度进行了改造,以突出其人文的意义,显著强调其中文化模式的意义。
近期福州交警“宽待”外国留学生事件及山东大学“一比三洋学伴”事件再次成为网络公共话题,刺激民族复兴期国人敏感神经。两个事件均涉及华洋关系,更由于牵涉警察公权力及高校自治权在各自领域的不平等对待,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指向的平等法治精神多有背反。
战国中期,儒墨实力相当,抗争激烈。人们往往注重两家间的差异,而忽视其间的交融。早期墨者原本就脱胎于儒家,交融是情理中事,清华简《邦家之政》表现得更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为节俭观,包括宫室、衣用、饮食、礼仪、丧葬之简朴,尤其节葬观已脱离儒家正统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积极倡导运用西方分析哲学的精神和方法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其重要成果即“新理学”的形而上学体系。
让我先问诸位一个问题:如果让你穿越,你愿意穿越到哪一个朝代?经常也有人这样问我。我的回答是:如果可以不穿越,我当然选择不穿越,因为我很享受现代社会的生活;但如果非得要穿越,那我只好选择回到宋代。
王阳明常被时人诟病为禅,皆因心学的主要命题与佛教经典的提法有颇多相似之处。例如,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空论》:“心是道,心是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指出“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六祖坛经》:“念念若行,是为真性。”王阳明也常常使用佛学术语,如“正眼法藏”“话头”“···
本文需要先讨论一个问题: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上,究竟有没有自己的伦理学?长期以来流传一种说法,大意是中国本无伦理学。伦理学是日本从Ethica这个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原意是风俗、习惯的意思(英语中的Ethics相当于品德学)。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今天的人类本不应该有饥饿问题。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有办法解决饥饿的。今天人类的智慧所达到的水平,完全能够使地球上的人们不再挨饿。
明代,众所周知,程朱理学始终为官学,地位无与伦比。但同时,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相对于皇权,地位之卑,政治环境之恶劣,也非比寻常。
感恩不是现今时代的首要特征,无论我们的内心多么充满感激。事实上,我自己就是把发牢骚当作开创自己文学生涯的东西的。
“宏颜获水”的梗,相信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针对这一事件,百度方面发表声明说:“如果今天社会容忍了这样的极端行为,那么将来每一场会议和活动,都可能被肇事者如法炮制;每一个暴露在公众场合的人,都可能成为被袭击者。”
中国文化从血缘村落到地域方国、再到天下王朝的政治升级,以及从夏商周到秦汉的理性化演进,都是在“家”的基础上进行的,与之相应,建构起了一整套观念形态,并以一整套核心语汇表达出来,其中突出的有“仁”。仁,从理论上讲,把家、国、天下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国型的“仁的人性”;从起源上讲,关联到中国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的独特性。
孔子周游列国,多次到卫国,在卫居住的时间也最长,卫国曾有意用他,孔子却无意接受,以至决然离去,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委,或可从卫灵公与孔子的一次对话中一探究竟。
在西周及其前的青铜器中,三足、圆腹、侈口,口一端有流、另一端有尾,流根处于沿上或立两柱,腹侧设一鋬的爵较常见,当今有关的著作中多称之为“饮酒器”或“温酒器”,这种看法也已为一般人所接受,知名学者孙机从器型,文献记载等方面考据,认为它却大有可商。
此次事件刺激内地民意提出对香港特殊宪制地位的质疑,从中国宪法政治角度而言有其正当性。因为香港的“一国两制”绝非天赋,更不是英国人的遗赠,而是中国政府完成外交谈判解决回归问题后的自主性宪制决断及通过基本法的制度实现。
三伏天,该吃酸的季节。好好的一碗面或者一盘凉菜,醋用得不合口味,会很让陕西人扫兴,乃至生气的。陕西人到外地吃饭,点了面条,面条将上桌,见醋还没端到面前,会发急。
我5岁开始上学,现已85岁,八十年以来,对读书做学问有一些肤浅体会:做学问,就是“学”和“问”。
就近现代儒学而言,我个人十分关注康有为和章太炎在儒学面临数千年大变局之际的作用,而不同于传统将现代新儒家视为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回应的看法。这样,将现代儒学的核心关切做了重大的调整,也意味着对儒学发展的未来使命有一些新的设想。所以,我就决定出版一部简明的儒学史作品,一是满足读者了解儒学发展史的需要,二是阐明···
高考结束,总有考试成绩与学生日常的实际学习能力有差距的。考试就是这样,不得不认命。
“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是程颢10岁时写的诗句。这句诗看似简单,却与程颢理学思想有密切关联,在今天仍有重要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