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以哲学家名世,但他并不只有冷静的理智而“太上忘情”。只要阅读牟宗三的相关文字,就足以感受到其人情感之强烈与真挚。
余先生率真谐趣,其言谈文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此其表;但他又常于嬉戏谐趣中见出严肃,透显一种道义担当的精神,此其里。这个担当的精神,就是体现在其对中国文化学术的一种“文化理念、价值关怀”,一种对学术人生“自我”的追寻。这种文化理念和价值关怀及及其对“自我”的追寻,运行在其言谈与论著里,使他所做的工作,超越了时下一···
为了应对基督教的理论挑战,康有为刷新了传统儒学入世天游的修道空间,谭嗣同则激活了传统儒学入世永生的成道时间,他们知行合一地光显了传统儒学入世立功的弘道时空。
元士少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做人,要么好的纯粹,要么坏的彻底!”东海少时也以一句略同的话自许:“比君子更君子,比小人更小人。”此话还被一位老作家写进了为我诗集所写的序言里。
香港反修例运动绵延数月,从和平示威一步步发展为极限施压式的暴力冲击,已经公然挑战宪法和基本法权威、中央政府权威、国家主权安全,严重损害了香港非常珍贵的法治精神,损害了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和根本利益,也严重伤害了包括700多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感情。当持续的暴力因素累加到一定程度时,香港的法治与民意的归位就···
十多年前,“读经运动”进入高潮,国内涌现了近百家读经学堂,大批少年从传统教育体制中跳出来,进入读经学堂求学。然而,读经到底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毒害孩子?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争论不休。
中国虽然承诺香港高度自治的大原则五十年不变,但不等于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上不能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调适修补。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只有夯实一国的基础,才会让两制健康成长。为了香港能更好地自治,中央应该拿出政治勇气和政治决断力,实事求是地检讨《基本法》的制度漏洞,担负起中央政府的宪制责任,由全国人大进行修订。
世上没有不好看的花。即使生得再丑陋的植物,其开出的花都很美,甚至,有些植物越是难看的身子,开出的花越美。
儒家文化特区,特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的特区,文化、制度、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无不儒化,无不具有中华特色。
倡导国学主要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核心价值。主流意识形态应该包含国学。
香港、澳门《基本法》“特别行政区法院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这一机制的运转并不畅通。一国两制的复杂性、基本法的框架性、香港法治的特点,联邦制普通法国家司法权的安排,都说明完善此人大释法机制对“一国两制”的成功极为关键。
及时反思自由主义宗教观之法律-公民-多元宗教架构的问题,在高压反分裂同时,察其根源,重归近悦远来之道,“少数民族”之所以为“少数民族”在于其人数上为少数,奉行其习俗、价值之人数为少数,汉族作为主体性民族,不在血缘为汉族,在奉行之习俗、伦常、价值为一稳定、良善、美好之习俗、伦常、价值,其根源在儒家教化。内陆省份皆社泰···
事实上,陈云与戴耀廷本身都可能未必充分估计到其理论误用和滥用的严重政治后果。不过,任何理论之风行,也绝无可能仅仅是理论家的咒语功夫,而是与香港社会深层次的精神困境有关。
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王蔚先生,从孔子“不撤姜食,不多食”说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当然这不是你想象的吃货生成记。而是一篇从孔子吃姜到中庸的精彩之作。我也爱吃姜,不是因为孔子,不是因为王蔚教授,而是真心喜欢。你也爱吃姜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此妙文。
是的,本来我的老家能干一件多么漂亮的事儿,我着急,就跟盼着老家的球队能进球一样,可是,谁知道他们非常正确地踢偏了。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制度的大转型、大变革的社会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强化了晚清以来的“文化对待观”,具体表现为古与今的对峙以及中与西的划分。古今、中西的文化对立,虽然在当时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启蒙,但同时也在观念上带来了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对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开启了后来思想文化···
熊十力强调哲学的国民性,主张结合中哲“归极证会”与西哲“精于思辨”的优点,融摄西方哲学,求得中西会通,以便构建现代中国哲学。
孔子为学主张“博学”,重视知识积累;孟子为学强调“约学”,重视简约之法;荀子为学坚持“强学”,重视意志努力,观点各异,有所侧重。但都主张“学”是增强道德修养,通达圣人之境的重要方法。先秦儒家的为学之道既是“为己之学”“内圣之学”,也是“成人之学”“外王之学”,是以人性不足为基点,以道德修养为内容的德性圆满之道。
世人好浮词大言,凡听言参论,动辄使用与己无关、自己绝做不到的言语,纯粹相互抬扛,却普遍越来越不爱读书。
假如你生活在宋朝的临安,清晨,你会在响亮的报晓声中醒来。报晓的通常是城市寺院的僧人:“每日交四更,诸山寺观已鸣钟,庵舍行者、头陀打铁板儿或木鱼儿,沿街报晓,各分地方”。听到清脆的铁板儿声响,你便知道天快亮了,可以起床洗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