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禮樂,明易理,入太和,寂然不動。 康詩酒,妙重玄,法自然,感而遂通。
余先生无疑是中国哲学史领域之大家。人一生要做出点成就是非常难的;天赋、体力、家庭、政治、社会环境,缺一不可。区区相信,如果生逢其时,凭余先生之才智,是完全可以成为一流哲学家的。他饱经苦难之余,在学术上有如此建树,已经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了。
余先生曾来武大讲学,他对玄学、易学、儒学、道家,对上古思想,对整个中国哲学的深度诠释,别开生面,极具启发性。他的大著是我们的案头书。他的精神,他的人格风范、音容笑貌,幽默潇洒,妙语连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总希望这两种世界观、认知方式、生活方式与文化体系能够相辅相成,互相理解尊重,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低估。至于我们个人,则首先必须能在专业与生活中,运用这两种态度中的其中一种,力求彻底到位地处理各种问题与需求,并同时尊重与学习另一方面,以获得生命较佳的平衡及智慧。
天行健,先生今朝一去,纵既济其实未济;情所钟,君子俟日再来,展妙赏而论玄心。
当代儒家学者、哲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余敦康先生于孔元二五七〇年岁次己亥六月十二日壬子暨西元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早晨辞世,享年九十岁。
儒家仁学的主题是人,主旨是爱人。爱是普遍的人类情感,属于儒家重视的七情之一。儒家认为,爱以及仁爱的对象,大而言之,有人、物之分,儒家依其价值而认定人“最为天下贵”,所以将人列为仁爱的首要对象;就人而言,人有亲疏远近的差异,儒家认为爱的施与不宜平均分配,施与亲者、近者的爱自然多一些,施与疏者、远者的爱理应少一些。···
德、艺、知之关系,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今日哲学家皆言真、善、美,但多是平铺言之。中国哲学讲德、艺、知,则将三者理解为以德为核心的一个整体。
孔子经常在梦里梦见周公,后来有很长时间梦不到了,就很伤感,叹息着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以唐朝为历史背景的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正在热播中,本剧第一集将时间点设在元宵之夜,满城红男绿女都出来逛街、观花灯,让人觉得,哇,长安的夜晚是多么的繁华!
王锷教授,礼学名家,近成《曲礼注疏长编》,由广陵书社出版,精装四册,一百二十余万言,诚为礼学研究的又一部佳作。
西周的礼乐文明所营造的正是一种“有条理的生活方式”,由此衍生的行为规范对民间社会的生活各个方面都加以面面俱到的调整。继承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先秦儒家有目的地对传统具有宗教色彩的礼乐制度进行了改造,以突出其人文的意义,显著强调其中文化模式的意义。
蔡仁厚先生是我的恩师,从师问学四十余年。蔡老师不只是我学问上的老师,而且是我生命中的导师。虽然,在隶属上,我是牟宗三先生指导的博士,但没有杨德英老师(蔡师母)的教导,一个十五岁的青少年,不会走向儒学及中国文化研究之途,反而他可能走向的还是科学之途。
战国中期,儒墨实力相当,抗争激烈。人们往往注重两家间的差异,而忽视其间的交融。早期墨者原本就脱胎于儒家,交融是情理中事,清华简《邦家之政》表现得更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为节俭观,包括宫室、衣用、饮食、礼仪、丧葬之简朴,尤其节葬观已脱离儒家正统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积极倡导运用西方分析哲学的精神和方法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其重要成果即“新理学”的形而上学体系。
让我先问诸位一个问题:如果让你穿越,你愿意穿越到哪一个朝代?经常也有人这样问我。我的回答是:如果可以不穿越,我当然选择不穿越,因为我很享受现代社会的生活;但如果非得要穿越,那我只好选择回到宋代。
王阳明常被时人诟病为禅,皆因心学的主要命题与佛教经典的提法有颇多相似之处。例如,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空论》:“心是道,心是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指出“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六祖坛经》:“念念若行,是为真性。”王阳明也常常使用佛学术语,如“正眼法藏”“话头”“···
本文需要先讨论一个问题: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上,究竟有没有自己的伦理学?长期以来流传一种说法,大意是中国本无伦理学。伦理学是日本从Ethica这个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原意是风俗、习惯的意思(英语中的Ethics相当于品德学)。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今天的人类本不应该有饥饿问题。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有办法解决饥饿的。今天人类的智慧所达到的水平,完全能够使地球上的人们不再挨饿。
明代,众所周知,程朱理学始终为官学,地位无与伦比。但同时,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相对于皇权,地位之卑,政治环境之恶劣,也非比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