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丨張俊綸撰《孔子傳》丨二十五、孔子晚年之著述

孔子傳

张俊纶撰

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孔子晚年，雖被召回，而所職不過國老，即備顧問而已。通過弟子干政，效果甚微，於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典籍上。有人說，整理典籍，乃是孔子其用世之心漸淡。其實並非如此。孔子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1）

這裏雅頌，應該指風雅頌。《詩》三百，風詩一百六十首，雅詩一百又五首，頌詩四十首。這三百零五首詩是用來幹什麼的？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個“思無邪”的意思，就是說詩有教化功能。在《子路篇》裏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是說《詩》更有政治功能（2）。《詩》實西周一代治國之綱領。言治閨門之道在二南，言農事富民之道在《豳風》，言接諸侯、待群臣之道則在大小雅，言其成功、歌其有德則在《頌》。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3）孟子的意思是說：聖王採詩的事情廢止了，詩也就没有了；詩没有了，孔子便創作了春秋。各國都有叫做‘春秋’的史書，晉國的又叫做《乘》，楚國的又叫做《檮杌》，魯國的仍叫做《春秋》，都是一樣的：所記載的事情不過如齊桓公、晉文公之類，所用的筆法不過一般史書的筆法。至於孔子的《春秋》就不同了，他説：“《詩》三百篇上寓褒善貶惡的大義，我在《春秋》上便借用了。”也就是說，《詩》的政治功能為《春秋》所繼承。

孟子真是孔子的隔代知音。孟子一句話，就把《春秋》與《詩》的嬗遞，以及其政治教化作用，說得很清楚了。現在我們再回頭看孔子所說的：“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就不是簡單的文化典籍的整理，而是一部政治綱領的整理，是含有政治意圖在內。

那麼孔子怎樣實現他的政治宣言呢？他是利用音樂功能，對《詩》的政治功能進行分類。《詩》皆有音樂，詩與音樂密不可分。頌詩，天子用之郊廟，歌其祖先之盛德，形容其功烈。雅有《大雅》、《小雅》。《大雅》所陳，其體近《頌》，用之朝廷，故其與頌同為天子之樂；《小雅》所陳，則如飲宴賓客，勞賚群臣等，則為諸侯之樂；風詩則接輿擊轅，歌詠風俗，展示民情，則為大夫之樂。樂既分明，即其所用不可僭越。士子不可有大夫之樂，大夫不可有諸侯之樂，諸侯不可有天子之樂。故三家者以雍徹，乃是僭越禮節自明。詩、樂、禮三者互為表裏，密不可分，正詩自是正樂，正樂自是正禮，正禮自是一國乃至天下政治大綱所繫。孔子所為，表面上是正樂，治理禮崩樂壞，實際是正天下的政治制度，使之成為安定天下的法寶。故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4）

這一點，子貢是了解孔子的。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5）稍後的孟子是從子貢的話裏得到啓發的。

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就可以了解孔子正詩正樂用意之所在。他在正其禮之缺失，非在刪其繁重。《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司馬公認為孔子刪詩十之九，是不可信的。《論語·為政》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路》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說明孔子時《詩》止三百，非是孔子刪後纔剩下三百。吳季札聘魯觀周樂，所歌十五國風皆與今《詩》同，也說明孔子沒有刪詩。有人以《論語》、《孟子》、《左傳》、《戴記》所引逸詩證明，其實逸詩極少，與司馬公所說的二千七百首簡直不成比例。所以孔子刪《詩》之說不成立。

按照孔子的用意，他在正《詩》之後，必正《春秋》。所謂正就是修正，就是“筆則筆，削則削”。

《史記·孔子世家》裏說：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孟子到司馬公，一直到程子、朱子，都認為孔子作《春秋》。其實《春秋》之名，是先孔子而存在的史書名。《墨子·名鬼篇》，有周燕宋齊之《春秋》，可見《春秋》乃當時列國史家記載之公名。晉之《乘》，楚之《檮杌》，亦《春秋》之別名。孔子作《春秋》，應是修《春秋》。孔子說：“敘而不作。”這話不是隨便說的。修就是修正，就是“筆則筆，削則削”。但我們要明白的是，孔子所修之《春秋》，主要因於魯史舊文，亦參考周史以及列國史記。也就是說，孔子《春秋》已然非是魯國一國史，而是當時天下一部通史。在這部通史裏，孔子自居於周王室天子之立場，貶吳楚之君曰“子”；諱諸侯召周天子而曰“天王狩於河陽”，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孔子改為“晉里克弒其君卓”。推此類以繩當世。故孔子有“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之歎。孔子尊周王室，實際是尊周公所制作的禮樂制度，維護以禮樂治天下的政治體製。

孔子整理《詩經》，修編《春秋》，使得六經得以流播傳世，這是孔子無與倫比的文化貢獻。同時我們更應該看到，孔子是利用《詩經》、《春秋》，表達自己無與倫比的政治智慧。孔子至死，也沒有忘記他的政治理想，把小康社會乃至大同社會推廣天下。大道之行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造福民庶，這是孔子為我們華夏民族設計的世界。

那麼由誰來實行小康乃至大同社會，孔子提出了道統論的觀點，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6）

歷代注家多以為，謹權量以下皆孔子之言，庶幾可信。蓋此篇乃《論語》之後序，猶《孟子》之書亦以歷敘堯、舜、湯、文、孔子之相承作全書的後序。《公羊傳·昭公二十三年》傳注引全節，冠以“孔子曰”可證。

後來儒家把《堯曰》的言論稱為道統說，又稱道統論。是中國儒家闡述先王之道傳承體系的理論。該學說以“尧、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为主軸，强調王位的歷史延續性。這個延續性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在王位者必須德位相配。德是德才的統稱。以德配位，即所謂以德配天，君權神授。天命屬於誰，就看誰有使人民歸順的德。說得更明白一些，就是一位人君，其實就是德才位三者的統一。德最好，才最高，位最隆。顯然這三者統一，不是自己說了算，不是少數人說了算，而是人民說了算。人民的集體意志，能夠感動神靈，感天動地，所以叫君權神授。孔子有德無位，所以被後世稱為素王。沒有在王位的真正的王。寫到此，我們無比懷念孔子，敬仰孔子。

注释

（1）見《論語·子罕》。

（2）見《論語·子路》。

（3）見《孟子·離婁下》。

（4）見《論語·泰伯》。

（5）見《孟子·公孫丑上》。

（6）見《論語·堯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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